在当代文坛活跃着的作家中，余华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一位实力派作家。从发表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这个名字便为读者、评论家们所知晓。此后，他的作品频频亮相，余华也被评论家贴上“先锋派”代表作家的标签，在文学圈内迅速流传。九十年代，余华的力作《活着》浮出海面，并被张艺谋改编搬上屏幕。1995年余华又推出新作《许三观买血记》。这个长篇像投掷在文坛上的一枚重磅炸弹，改变、影响了整个先锋派文学向现实主义回归的步伐。近日余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许三观买血记》在文坛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关于这部作品，请你自己谈谈。
余华：作家的唯一使命就是写作，拿出好作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对一个作家来说，谈作品的具体的事要比谈理论更有意思。
我想谈谈我对现实的理解：很多优秀的作家和现实之间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在他们笔下，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这种现实虽然充满魅力，但它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里面充满了个人的想象和理解。而真正生活中的现实是指的真实，充满了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事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天涯。有的作家在描写现实，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是固定死去僵化的现实，他们看不到人是走动的，生活是在流动的，这样的作家是在写实在的作品，而不是现实的作品。还有这样的作家，一生都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福克纳是最为成功的例子，他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他描写中间状态的事物，同时包容了美好与丑恶，他将美国南方的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
对我来说，《许》是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克服了很多困难，比如把书中人物推向高潮的写法，是最让我头痛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是我至今为止读到的作家中最好的，他把心理描写发挥到极致。作为一个作家，把人物推向高潮，推向绝境，描写他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大困难，是福克纳教会了我，他也写心理，但他写得更客观。
记者：王安忆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细雨中呼喊》标志着你的作品走出迷雾；到了《许》，人物的形象刻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余华：在我以前的作品中，人物基本上都是一个符号而已，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以前我有一个理论，一个人物和一幢房子，一条街道和一棵树，都是道具，彼此都不是很重要。但写到后来，我觉得一个人物要比一棵树木重要得多。我记得有一次在黄山时，我与林斤澜老先生去散步。他谈到有一次汪曾祺去见沈从文，问他形象描写的问题，沈先生想了想说了一个“贴”字。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对。许多前辈作家的经验我年轻时都反对，但是我现在回过头一想，我的写作证明他们的经验都是正确的。
记者：福克纳曾经说过，文学应该去表现人类的痛苦，但让我惊奇的是你对痛苦所表现的冷漠态度，这种态度是否与你当过医生有关？从文学历史上来看，当过医生的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冷静的力量，比如鲁迅和现在的池莉、毕淑敏等人。
余华：肯定有关系，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家就住在医院里面。对面就是太平间，我对死亡已经麻木，后来我又从事牙医工作，每天面对各种疼痛，可以说比较习惯了吧。至于这种叙述方式，也有一个努力发现自己的过程。我的叙述是比较冷漠，即使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也像一个旁观者，这种叙述的建立肯定与儿时的经历有关。
记者：在文学界能够树立口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谈谈当你居住在海盐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时在这方面的经历和感受吗？
余华：我曾经当过5年的牙医，生长在海盐那么一个小地方。但比较幸运的是，1983、1984年的时候，编辑们都认真地阅读来稿，寄稿件也不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角就可以了。可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甚至可以说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那时候年轻作家层出不穷。但到了1985、1986年的时候，来稿就一般不退了，这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邮费上涨等原因，当然这也助长了编辑们的懒惰。一般自由来稿几乎不看，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去了。现在新人要冒出来很难。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星星》，当时我正在诊所里给人拔牙。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说是北京长途，我想可能是好事来了，因为在这之前我给《北京文学》寄过稿子，果然是《北京文学》打来的电话，让我到北京去改稿子。这篇稿子在1984年获得“北京文学奖”。因此连着发了一些东西。当时我几乎不看杂志，但西方的文学名著倒看过不少。我觉得一定要看好书，眼界提高了，手才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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